加國重案證人：像幽靈一樣遊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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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重案證人：像幽靈一樣遊蕩

記者：蕭元愷 2007-10-04 09:47 環球華報

重案證人要經常面對生命威脅

【環球華報記者蕭元愷】在加拿大，重大案件的證人對外界往往是神秘的，不被曝光的。他們爲了幫助警察或司法機構，放棄了自己的正常生活，盡管受到有形或無形的保護，但也有被遺棄的感覺，似乎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像幽靈一樣遊蕩。他們始終不清楚是否真正擺脫了生命威脅的擔憂。

從司法角度講，證人保護制度是刑事訴訟活動中一項重要的保障措施，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已建立了這項制度。若幹年前，加拿大對潛藏于危險世界裏的證人已經啓動保護計劃，一些相關規定也散見于現行立法中，但尚不夠完善，還不能很好地解決證人因缺乏保護而不願出庭作證的問題，以緻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法制體系。所以說在加國，使證人爲有效起訴罪犯而作證，至今仍有許多地方有待調整。

與死神擦肩而過

受到保護的線人用放棄正常生活來協助警方，現在他們感到迷惑的是，作出這種犧牲是否值得？鏡頭回溯到2001年，在素裏一所大宅之内，B先生躺在放到地闆的床墊上，他正在從磁帶裏播放錫克族的民謠。當磁帶剛播完他正待起身時，一顆子彈吱吱響着，擦過他的枕頭，射到牆上，差一點就打到他的腦袋。

這個險些要B先生老命的瀕死體驗，恰好發生在他去皇家騎警爲印航案作證之際，也是在印航案受審數月之後。于今B先生還心有餘悸地回憶說：“6年前那天夜裏，正是那首錫克民謠救了我一命。”當時他趕緊撥打911電話，警察5分鍾之内來到他的家裏，然後把他帶走。于是啓動了爲時3年的“聯邦證人保護計劃”。

B先生的真名對外是個禁忌，隻知道他今年65歲，在素裏有兩個成功的企業，被槍擊那年是59歲。

與世隔絕的證人要發瘋

B先生作爲一個受洗的錫克教徒，突然被迫離開自己的太太和孩子，離開社區，被置身于證人保護計劃之内。他感到無比的孤獨和寂寞，沒有任何人來分擔他的信仰與生活。他不但失去了自己的信仰，與此同時還失去了财政收入。

B先生說，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他現在已經決定返回卑詩省，要與他的家人重新團聚，而不管不顧他個人的潛在安危。目前他已通過卑詩省律政廳向皇家騎警提訴，索求“聯邦證人保護計劃”曾經承諾給他的報酬。

這起訴訟狀在新威敏斯特法院受理，B先生指出，1995年警方明确聲稱，如果對印航案的審理提供有關恐怖分子的重要情報，向當事人獎賞一百萬元。

B先生的辯護律師表明，實際情況是并沒有按照約定去做，當事人被忽視，同時被拒絕按照相關的獎賞合同支付。所以有關方面聲稱，對證人的保護還不僅僅是指安全上的，還涉及到權益方面的維護。

針對此案，皇家騎警簽署了一份被告聲明。B先生說他不再想作爲證人，在印航案這起加拿大曆史上最大的恐怖案件中發筆橫财變得富有，現在所做的隻是想盡量補償他爲此而失去的一切。

被牺牲掉的女人

在温哥华，关于印航案的证人安全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其身份和姓名对外严格保密。据悉，这方面的证人不止B先生一个。其中还有一个化名被称为“明星证人”的女士，曾是原素里一所学校托儿中心主任。她的家遭到攻击，并几次受到生命威胁，因此也是被迫受到“隔离保护”。她的婚姻为此而破裂，只有一个孩子跟在她的身边。她还失去了工作、朋友和所有家人的联系。她表示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失去，她不清楚自己现在是否真的安全。她说：“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不可能再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我失去了自己的家庭，我现在必须自谋其力。我曾经在一个非常爱我的家庭里生活，在一种非常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可是现在那一切都覆水难收。”

“明星证人”为了在印航案中作证，结果放弃了一切，却被法官称为是个“骗子”。她说世上有这样一个舍掉一切的骗子吗？如今她感到这样做真的不值。

这次印航案再次开审，印航总裁要求“明星证人”准备回答一份包括70个问题的“答卷”，以作为这次审理证据的一部分。不过这次她却表示，出于安全等问题的考虑，她不可能再以个人的名义作证了。“明星证人”说她明白警方在一种困难的情景中会尽力而为达到最好的预期目的，但有时作为一个证人却无法按照计划予以配合。

躲在白布单后面作证

日前在渥太华开庭审理印航案中，原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官员泽尔摩尔（Daryl Zelmer）躲在一个白布单后面进行作证，他选择不进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

主管“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皇家骑警官员欧格登（Derek Ogden）承认，在许多最严重的案件中，该计划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工具。

欧格登还透露，被纳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证人要接受特殊的训练，以面对作为被保护者的“特殊压力”（unique stresses）。但他又坦白说，受保护者的情绪往往会变得更糟糕，因为这些证人凡心还在，不可能凡尘不染。

据了解，在2005-2006年度，就有15起案例的证人像泽尔摩尔那样，选择拒绝“联邦证人保护计划”，这个数字要比2004-2005年度有所上升，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限制太多，还要不断重新选择新的居住地点，还要改变生活方式，甚至身份认证。

保护证人成关注焦点

一说起“证人保护”，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因为作证而受到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人的侵害。这种反应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一个向法院或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供证言的人，无论其证言有利于何方，总会有某一方诉讼参与者的利益因该证人的作证而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而有关诉讼一方一旦对此问题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将自己在诉讼中的不利处境甚至败诉的命运“迁怒”于证人，那么所谓“威胁”、“恐吓”甚至“加害”证人的事件往往也就随之而发生。

目前在加拿大，大约有一千多名证人受到保护。上述“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和证人安问题是今年秋季渥太华审理印航案的重点之一。

一个化名“约翰”（John）的美国人在印航案审理中作证，获得30万美元的报酬，而他在纽约的住家受到保护。还有一个化名“Michael Plant”的前警方密探，因为在卑诗省地狱天使帮派活动中卧底，并出庭作证，由此获得100万元报酬。

但“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先行体制并不完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这个计划的批评者认为，该计划需要重新审定，需要投资，并增加足够的独立性，因为警方需要他们进一步作证恐怖分子或有组织犯罪的案件。

像前维多利亚居民央格（Richard Young），就曾杀死过得到报酬并受到保护的证人。该犯就是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而受到起诉。

警方指出，“联邦证人保护计划”有一个“底线”（bottom line），就是着眼点是维护证人的一般法权，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常生活”（normal life）。

独立保护机构呼之欲出

安全问题专家拉伦德（Mark Lalonde）是Canpro Pacific Services Inc.公司高级经理，他刚刚完成对“联邦证人保护计划”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拉伦德认为“联邦证人保护计划”应该由置身其外的中立机构来管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皇家骑警来负责，原因很简单，就是回避利益冲突，尽管警方动机很好。拉伦德还分析说，皇家骑警需要保护原告的诉讼，就不可能独立地满足证人的需要。拉伦德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在保护证人方面，美国是起用一个中立的专业机构，即U.S.Marshals Service。在美国，仅在联邦层级接受保护的证人，就有7500多名。

相比之下，加拿大则缺乏这方面的管理资源与训练经验，因此很难使全国范围的证人保护计划、证人的最大利益与刑事司法体系之间达成合理的关系，现在亟需一种独立的机构单行操作“联邦证人保护计划”。

以前也当过警官的拉伦德知根知底地说，现在受保护的证人有什么要求，或面临到什么困境，只能向提供保护的警方说出，而他们个人及其家人的受保护程度又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与警方的合作程度。这就形成了一种产生利益冲突的“悖论”，一方面证人在表露自身要求方面会有很大保留，因为其要求如果被认为过分就可能终止保护；另一方面警方也会有很大限制。

■ 相关链接：同样案犯“待遇”有别

加拿大统计局协助协助搜集了不少有关判刑的细节资料，作为《成人犯罪法庭调查》的一部分，日前出台。除了曼尼托巴省（Manitoba）、纽瓦特（Nunavut）和西北领地（Northwest Territories）之外，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都参加了这次调查。

为了回应这次调查，加拿大统计局提供了卑诗省六类犯罪的判刑数据，其中主要包括盗窃（theft）、入室犯罪（break and enter）、抢劫（robbery）、占有毒品（drug possession）、毒品走私（drug trafficking）和非法驾驶（impaired driving）等。

在上述6类犯罪中，卑诗省头4项的判刑率在全国最高，而在后两项的百分比则偏低。以2003至2004年为例，卑诗省经审讯判处盗窃罪的犯人，其中47.6%被投入监狱服刑。而这个比例在阿尔伯塔省是36.3%,在魁北克省是30.4%。

判处抢劫罪的罪犯，在卑诗省有79.3%被投入监狱,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数字是72.9%。入室犯罪判刑者入狱的比例，在卑诗省为673%，全国其他省份和地区的平均比例为58.4%。

在卑诗省犯罪很容易被投入监狱，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有时刑期或服刑时间却相对较短。例如，在卑诗省拥有毒品罪，入狱仅一天，而此类罪犯全国平均服刑天数为10天。在卑诗省因盗窃罪服刑21天，全国平均水平为30天。

只有毒品走私罪的服刑天数卑诗省与全国平均天数持平，都是90天。

而其他类型的犯罪，入狱服刑的天数要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例如抢劫罪，卑诗省的服刑天数为730天，全国平均水平为540天。入室犯罪而判刑入狱的天数，卑诗省为180天，全国平均水平为150天。

通过电话访谈，卑诗省首席大法官史坦斯菲尔德（Judge Hugh Stansfield）表示，上述统计非常有趣地给予这样一种广泛形象：卑诗省法官颇具柔性。

许多人也通常认为，卑诗省的法官要更仁慈一些。对此史坦斯菲尔德分析其原因说，可能因为媒体强调那些最矛盾的判刑和最耸人听闻的案件。

史坦斯菲尔德也表示，卑诗省的法官也有受到指责的地方，那就是对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没有给予足够的解释，包括对罪犯判刑之前的审讯时间如何计算等。对此史坦斯菲尔德解释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不过我们能够更好地做沟通工作，更为清楚地向公众说明法院正在进行着什么。

西门菲沙大学专门研究判刑的犯罪学家基内伊（Bryan Kinney）对上述情况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上述统计数字恰好说明，卑诗省的法官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温和。他说资料显示卑诗省更爱把人送到监狱里去。

不过基内伊指出，上述统计并没有完全结束争论，因为卑诗省的犯罪现象要比其他省份更为严重。卑诗省的警方有抱怨说，对于不太严重的案子，高等法院有时不情愿受理。基内伊分析说，如果这种情况属实的话，那就说明在卑诗省，通常处理的案情或被判刑的罪犯都要比其他省份与地区严重得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卑诗省的判刑好象要比其他省份严重得多。

卑诗省显得最为仁慈的地方，是表现在对非法驾驶的处理上，因醉酒驾车判罪入狱的比例在卑诗省最低，仅为6.4%，这在此次调查中比任何其他省份和地区都低。从全加拿大范围来看，在醉酒驾驶犯罪中，平均12.4%要入狱。即便在卑诗省6.4%因醉酒驾驶犯罪而入狱者中，只需坐牢14天；而在全国其他省份或地区，则要坐牢30天。对此，史坦斯菲尔德表示他也不清楚为什么非法驾驶在卑诗省的惩罚力度相对较低。

从法院调查的统计数字是不完整的，像纽芬兰、魁北克、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四省，就只提供了本省法院的案例资料，而没有更高一级法院的案例资料。只有更高一级法院的案例资料，才受审更为严重的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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